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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非洲猪瘟的经济后果

2019-10-28 16:28:45 
 
 

在非洲猪瘟疫情难以完全快速治愈的背景下,疫情的控制主要依靠水产养殖企业加强生物安全保护和预防措施。猪生产能力的恢复和猪肉生产的稳定需要更多的政策调整,还取决于微观主体控制市场形势和政策信号的能力和状态。

源pexels

文|冯路

9月16日,在国家统计局8月份关于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统计局发言人宣布,8月份全国cpi同比上升2.8%,环比上升0.7%。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6.7%,比7月份上涨19.7个百分点,影响所有cpi同比上涨40%。针对这种情况,9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尊重法律,更加重视运用市场手段抑制部分食品价格的过度上涨,确保全年价格水平在合理范围内。

最后一篇文章探讨了近年来“南养猪”政策的由来、要点、利弊。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生猪数量大幅下降,这表明未来市场供需可能存在较大缺口。更具挑战性的是,去年8月初,中国东北地区报告了首例非洲猪瘟病例。此后,疫情迅速蔓延全国,进一步冲击中国生猪生产能力,直接导致当前猪肉供需失衡和市场变化。本文研究了非洲猪瘟的传播,并重点讨论了其经济影响。

非洲猪瘟(asf)是由感染家猪和野猪的非洲猪瘟病毒(asfv)引起的一种急性、剧毒和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它是由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于1924年1月25日建立的。)被列为法定报告的动物疫病,中国也将其列为主要预防的动物疫病。2018年8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养猪户张树森疑似爆发非洲猪瘟。在饲养的383头猪中,有47头死亡。根据国家外来动物疾病研究中心的病因学检测结果,8月3日该农民疫情被确认为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成为中国首例非洲猪瘟确诊病例记录,标志着这种在一些国家肆虐了近一个世纪的猪杀手被引入中国。

张先生后来告诉媒体:“在我的猪生病之前,这条路上到处都是猪。”许多猪死在村子里。7月5日,张某在沈阳市浑南区高坎镇小人井村从王某家买了45头猪。农业和农村事务部的一个专家小组在王某猪场的粪便样本中发现非洲猪瘟病毒核酸呈阳性。......王某于3月24日从吉林市船营市大水河镇丹某购买了100头仔猪,连同原猪一起,当时总共约有280头仔猪。4月,猪相继死亡后,王开始出售,除了45头猪卖给张,其余都卖给经纪人……”可以看出,第一次报告的疫情是否实际上是最早的非洲猪瘟仍有待讨论。

在第一例非洲猪瘟报告后,疫情迅速蔓延,超出了预期。下图对照了国内相关部门和国际兽疫局的数据,显示从去年8月初至今年8月底,非洲猪瘟共发生近150起疫情,报告疫情分布在31个省、市、自治区。最频繁的报告期是从去年9月到年底的约4个月,期间报告了90起疫情,占观察期报告疫情总数的60%以上,平均每月约22.5起疫情。今年1月至8月共发生57起病例,平均每月约7.1起,比前四个月下降近70%。今年8月报告了三起疫情,最近一起疫情于9月10日在宁夏报告。从公布的疫情数据来看,今年初夏以来,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控制,总体形势稳定。

从疫情报告地区分布来看,辽宁省有17例,是疫情报告最多的省份。东北四个省和地区中有三个位于报告数量最多的四个省级行政单位。这四个省和地区共报告了33起病例,占全国总数的22.4%,大大超过了猪肉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官方数据显示,东北部地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最大。此外,云南省和贵州省分别报告了10起和9起病例,占观察期间报告总数的第二和第三位。此外,猪群较多的省份,如湖南、湖北和四川,出现的频率较高。

应该指出,报告的疫情规模可能会受到缺失误差因素的影响。非洲猪瘟的死亡和宰杀数量与同期存栏生猪数量的变化有很大差异,这表明相关部门的报告数量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情况。上述关于疫情的讲话过程和区域分布特征的总结,一般只能在假设官方数据可能被低估的程度在时间过程和空间分布方面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建立。

相关数据显示,非洲猪瘟最早于20世纪初在非洲发现。从那时起,一些非洲国家经历了流行病。1957年,非洲猪瘟首次从非洲爆发,并传入欧洲,出现在葡萄牙。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相继报告了疫情。20世纪70年代,非洲猪瘟入侵西半球,并入侵古巴、巴西、多米尼克和海地。1985年,比利时、荷兰和其他西欧国家也发生了疫情。进入21世纪后,非洲猪瘟的流行范围进一步扩大:2007年传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俄罗斯,2008年传入阿塞拜疆和伊朗,2012-2014年传入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和拉脱维亚。

尽管当代中国养猪业的发展受到各种猪病和传统猪瘟的困扰,但它一直是非洲猪瘟的非流行国家。近年来,随着非洲猪瘟在邻国的传播越来越活跃,中国长期重视非洲猪瘟的防控。例如,2012年,前农业部等10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有效预防非洲猪瘟的通知》,指出“非洲猪瘟在俄罗斯等国家的疫情继续蔓延,对我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同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动物疾病控制计划》(2012-2020年),该计划将非洲猪瘟视为一种主要要预防的外来动物疾病。不幸的是,这些努力最终没能阻止非洲猪瘟的入侵。

由于非洲猪瘟可能以多种方式跨越国界传播,在中国疫情的来源国有许多可能性。然而,从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非洲猪瘟疫情很有可能起源于俄罗斯。

首先,2017年3月俄罗斯东部城市伊尔库茨克爆发非洲猪瘟,意味着该国的非洲猪瘟疫区已经从欧洲早期地区的萨马拉州向东推进了数千公里,到达距离中俄边境仅1000公里的地方。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它传入中国的风险大大增加了。部分基于这一考虑,2017年4月13日,农业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的紧急通知》,指出俄罗斯新疫情“发生在中国附近,伊尔库茨克是远东地区重要的运输和贸易枢纽,与中国的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要求全国相关部门“高度警惕外来风险,密切关注海外疫情动态”

鉴于俄罗斯相关疫情的进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于2018年3月发布了一份题为“非洲猪瘟对中国的威胁”的报告,其中对“非洲猪瘟有可能传入中国”提出了更明确的警告。鉴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猪生产和猪肉消费在世界上的特殊重要性,报告对非洲猪瘟可能对东南亚和东亚国家以及全球养猪业产生的影响深表关切。粮农组织首席兽医卢伯罗斯在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后提到了这份报告:“这不是非洲猪瘟是否会传入中国的问题,而是何时传入。”可以看出,国内外机构认为俄罗斯非洲猪瘟传入中国的风险更大。

第二,非洲猪瘟病毒株类型的国际比较结果支持上述推测。目前,国际上发现的24种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类型已经被鉴定出来。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专家采用分子流行病学基因测序方法对结果进行了研究。导致非洲猪瘟在中国流行的菌株是ⅱ型基因。一些基因序列与非洲猪瘟病毒格鲁吉亚2007株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2017株的全基因组序列有99.93%至99.98%的同源性,可视为同一病毒。可以看出,虽然还没有得出结论,但前后都有证据表明,中国非洲猪瘟更有可能起源于俄罗斯。

业内人士指出,非洲猪瘟的跨境传播包括生猪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和走私、国际旅行者携带的猪肉产品、国际运输车辆上的食物残渣、野猪的自然跨境迁移等。因此,更难准确判断非洲猪瘟传入中国的具体方式。媒体曾报道称,黑龙江去年8月中旬从俄罗斯非洲猪瘟疫区进口了24吨生猪,但据报道,这一小批进口发生在非洲猪瘟疫情报告之后,不应该是非洲猪瘟首次传入中国的渠道。虽然没有报道证据支持野猪迁徙的传播,但是从逻辑上讲很难完全排除它。

2018年3月,粮农组织的报告具体分析了非洲猪瘟传入中国的可能途径。根据国际经验和专家调查问卷提供的信息,有人提出,“与运输有关的路线(焦油)是(非洲猪瘟)最有可能传入中国的途径,其次是非法进口的食品和中国移徙工人。这种病毒不太可能从合法进口的生猪中引入。”受污染的车辆、游轮、飞机和火车产生的厨房垃圾可能成为非洲猪瘟的传播媒介在去年8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粮农组织首席兽医胡安·卢伯罗斯(juan lubroth)仍然认为:“在非洲猪瘟的病例中,很可能是猪肉产品而不是生猪将病毒带到了中国。”

从国际经验来看,载有含有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产品,然后通过餐厨垃圾感染家猪的客机和船只,可能是非洲猪瘟传入葡萄牙、巴西、格鲁吉亚等国的最初渠道。据《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9月的一篇署名文章称,2016年“在黑龙江东宁局口岸,检疫人员在对入境旅客进行检疫检查时,查获了140公斤猪蹄,这些猪蹄被禁止入境数天。检疫人员依法截获并销毁了它们。被没收的货物是农民工在回家吃饭的路上买的,因为便宜的猪脚。”“尽管许多被禁止的生猪产品被没收,但不知道是否有一些被走私到中国。”

另一些人推测,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出国观看足球比赛的中国人可能会带着含有病毒的肉制品回到中国。据媒体报道:“专家称,一个可能的推断是,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中国人出国观看足球比赛,顺便从俄罗斯购买携带病毒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没有全部吃完,剩下的变成了泔水。后来,猪被喂以泔水,引发了流行病。”

国外经验表明,非洲猪瘟疫情可能会给一个国家的养猪业带来非常严重的打击。为了评估中国养猪业的现状,业内一些人大声疾呼:“我们的养猪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现在最大的共同点是我们的养猪业不能被摧毁."对“生与死”的判断可能有些夸张,但在疫情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非洲猪瘟的蔓延确实对中国养猪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也不同程度地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甚至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显著影响。

首先,生猪数量急剧减少的直接影响。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19年8月底,中国31个省市报告了147起非洲猪瘟疫情,感染猪19,355头,死亡13,385头,死亡和扑杀1,127,600头。然而,实际损失可能比死亡人数表明的要大得多。

下图报告了统计和农业部门提供的生猪数量的季度变化。从2018年第三季度到今年第二季度,统计局显示生猪数量从4.29亿头下降到3.48亿头,下降了8100万头。农业部的数据从3.21亿下降到2.39亿,下降了8200万。两个数据系列分别下降18.9%和25.5%。如果我们看看从2018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二季度的九个月期间,统计局显示生猪数量减少了8000万头,农业部减少了6800万头,分别减少了18.7%和22.1%。

考虑到去年8月后生猪正常的市场周期波动和以往产业政策干预因素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释放,上述观察期内生猪数量的进一步大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由非洲猪瘟疫情造成的,包括生猪死亡和养殖场(户)补充生猪数量的意愿下降。因此,同期生猪数量的减少为非洲猪瘟的直接影响提供了定量参考信息。辽宁首例非洲猪瘟发生在去年8月初。观察去年第二季度开始的生猪数量可能高估了非洲猪瘟流行对生猪数量的影响程度,而用第四季度来衡量可能低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此外,上述季度数据的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底,没有考虑今后几个月猪群的进一步变化。根据农业部抽样调查的数据,今年7月和8月,中国生猪数量分别比上个月下降了9.4%和9.8%,这应该是多年来的记录。考虑到6月份数据系列中的生猪数量为2.38835亿头,估计7月份生猪数量减少约2245万头,7月底生猪数量为2.1637亿头。8月份,裁员2121万人,8月底,库存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不到2亿人。

基于上述数据,现在有理由相信,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底,非洲猪瘟疫情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猪只减少8000万头,相当于猪只总数的20%左右。根据有关部门的400个监测县从7月至8月提供的有关生猪数量持续急剧下降的最新信息,上述损失估计今后可能需要向上修订。非洲猪瘟造成如此巨大损失的原因显然与疫情的迅速传播有关。下一次审查将集中在非洲猪瘟意外传播的多种原因上。

其次,它将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如果每头猪的平均市场价值在1000-1500元之间,8000头猪的市场价值将减少约800-1200亿元。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由此造成的农业减产应低于上述市场价值,目前市场价值约为500-1000亿元。2018年,中国主要农业部门增加值为6.5万亿元,其中畜牧业增加值接近1.5万亿元。非洲猪瘟造成的经济损失导致生猪异常减少,相当于主要农业部门增长的0.77%-1.54%,相当于畜牧业部门增加值的3.3%-6.6%。

动物传染病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而确保免疫安全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供给属性。基于这一经济特征,并与国际比较经验相一致,中国的《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疫情对病死猪造成的大部分损失和扑杀生猪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均由各级财政补贴补偿,是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的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环节。这也意味着,如果相关规则得到良好执行,农业企业和农民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免受这一流行病造成的经济损失。

然而,计算和分配财政补贴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相关政府部门确认猪因疫情死亡或被宰杀。然而,上述数据讨论表明,由于各种原因,官方确认的疫情导致的死猪和扑杀猪数量仅占疫情导致猪群直接和间接减少的一小部分。因此,上述经济损失仍可能主要由农场和农民等微观实体承担,其中农场规模的缩小将对农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而农民的损失将直接拖累农民收入。

评估农民收入的影响需要判断目前农户养猪的比例。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生猪生产结构发生了迅速变化。拥有数千头甚至超过一万头猪的大型农场的比例迅速增加。主要由农民家庭经营的猪少于500头的小型农场(家庭)的比例也相应下降。然而,缺乏关于市场上农民在生猪总数中所占比例的权威数据。该行业的一些研究认为,这一比例仍超过60%,而另一些研究认为,这一比例仅超过30%。2018年,中国主要农业收入估计为19,553亿元,畜牧业收入估计为3,378亿元。假设农民必须承担上述生猪造成的三分之一的经济损失,非洲猪瘟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农民主要农业收入的0.76%-1.52%,畜牧业收入的4.4%-8.8%。

第三,生猪和猪肉价格变动及其负面影响。

一方面,疫情爆发后,许多省、自治区根据控制疫情的需要,暂时禁止生猪运输。产销区生猪价格差异大幅上升,波动剧烈。下图为销售区域浙江和吉林生猪价格差异数据。这表明指数值通常在0到2元/公斤之间波动。然而,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的半年左右,价格差异飙升至6-8元/公斤的罕见水平,是正常时期峰值水平的3-4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生产和销售之间的价格差异仍然经历了相对较大的波动。

另一方面,猪肉价格整体飙升,并开始显示其宏观效应。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存栏生猪数量进一步大幅下降,被屠宰生猪供应大幅下降,导致猪肉市场供需失衡,猪肉价格大幅上涨。8月份,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猪肉价格占消费价格指数涨幅的近40%,畜禽肉占一半以上。虽然目前的cpi通胀仍在年初设定的约3%的目标范围内,但cpi已从年初的约1.6%升至接近3%的水平,这将不可避免地对货币政策的应用施加一些限制,并使央行在考虑增加反周期监管政策时更加谨慎。

最后,疫苗研发的特殊困难限制了疫情的根除和生产能力的恢复。

与2006年初夏爆发的蓝耳病相比,相关机构从2007年初开始在疫苗研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疫苗的大规模上市很快为有效控制和控制疫情创造了有利条件。业内专家认为,非洲猪瘟病毒在病毒株的结构和变异性方面的一些特点使疫苗的研发面临特殊困难,导致非洲猪瘟出现近100年,国际社会仍未能提供高效疫苗。中国相关机构目前正在尽最大努力进行研发。鉴于中国的科研实力和集中资源的能力,中国最终应该能够克服这个世界级的问题。然而,科学研究过程有自己的规则,很难有一个可预测的时间表来取得相关进展。

在非洲猪瘟疫情难以完全快速治愈的背景下,疫情的控制主要依靠养殖企业加强生物安全保护措施,恢复生猪生产能力,稳定猪肉生产。更需要依靠政策调整,而取决于微观主体对市场形势和政策信号的相应能力和状态。自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以来,高层官员高度重视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召开了专门会议部署相关应对措施。特别是上个月,国家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在养殖用地、贷款融资、结构性补贴、监管禁养、产销衔接、防疫控制等领域系统出台了20多项新政策。我们相信,中国最终将通过战略结合和上下互动,克服这一超级猪周期的冲击考验。注:本文是教学案例报告的一部分,题目是“肉类价格飙升的经济观察(2019)——中国养猪业的供应方影响”。我感谢杨叶巍、李双双、石金仙和白春华帮助整理数据和制作地图。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编辑:王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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